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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堂是一个抑恶扬善的空间
2015-11-04 14:32   审核人:

来源:新京报

时代巨变的洪流中,坚守初心,犹如傲骨凌霜。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,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。

2003年11月11日,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,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。12年后,我们选择了30人——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,抑或遭遇时代逆流,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。

在岁月的年轮中,他们有快意、有消沉,有对酒当歌、有失意彷徨。在一次次的磨砺中,不忘初心,举步向前。

在这里,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。

本期人物:钱理群

钱理群,1939年生。北大知名教授,著名人文学者。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,鲁迅、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。代表作有《心灵的探寻》、《与鲁迅相遇》、《周作人传》、《周作人论》等。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,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、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,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,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。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,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。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。

本已和老伴默默入住养老院的钱理群,因"卖房养老",触及中国社会的"痛点",再次成为自己所害怕的"公众人物"。

在养老院,钱理群不只是要看报、读书,锻炼身体,安享晚年,他还一如既往地写作,充分利用这难得的、自由的、毫无功利的时光,给未来的人们"写信"。

钱理群"一生裁为四截"。前21年,算是"做准备"阶段,1939年生于重庆,在南京读小学、中学,在北京大学亲历"反右"运动;中间18年,在贵州教书,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;1978年重返北京,在北大教书育人,写下多部研究鲁迅、周作人等人的著作。2002年退休后,回归中学和贵州。教育是钱理群一生的关键词,他为教育上下求索、不停奔走。

学生余世存称钱理群是"真正意义上的堂·吉诃德,一个执着于理想和信念的精神圣徒"。钱理群身上带有那一代人的烙印,要反抗一切压迫、剥削和奴役,但也自知局限所在,明白乌托邦虽有价值,但高悬于彼岸,这其中的张力,恰为他一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初心

读小学时,“就在教师那一栏签了名”

在南师大附小读书时,钱理群就朦胧地梦想着当教师。事实的确如此,他读北大,在贵州边远地区教书,重返北大,教育一直是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钱理群实践了大学教师到中小学教书的"五四"传统,他到南师大附中讲鲁迅,却因高考,听课学生从人满为患到寥寥二三十人。不过,最后留下来的学生以自由、独立的学习与思考,带给他安慰。此后,钱理群又去了贵州,试图把"种子"播撒在农村。

2002年,他从北大退休,眼见中小学应试教育下的种种弊端,又介入进去,高举理想主义旗帜,团结"真正的教师",展开改革。

新京报:从北大退休之前,你已介入中小学教育了?

钱理群:我介入中小学教育时间很长了。对于教育,我第一个梦是在南师大附小的时候,那时有个题目,问"长大了做什么",一个美术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很多职业,我当时就在教师那一栏签了名。那时候特别佩服我们的小学老师,最早的梦是想成为像他那样的教师。我第二个梦是文学家的梦,想搞儿童文学。第三个梦就是学者的梦,具体是在大学中,来传播和讲鲁迅时开始形成的。

我当了18年中学教师。实质上,我一直关心中小学教育,当然后来介入是一个偶然的因素。简单地说,刚介入,就遇到很大的阻力。当时有个电话直接打进来就问:"你好好的在北大当你的教授,来我们的地盘干什么?"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你越赶我我还不走了。后来,我便以民间身份介入。

中国的改革问题向来缺少自下而上的过程,都是依靠政府,没有民间基础。那么,这个时候,我变成了一种自觉的介入,把这当做一个事业,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。其实,"五四"时期就有中小教育改革,介入中小学教育跟我的专业也有关,就是我研究鲁迅,接着鲁迅往下做,进一步传播鲁迅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也是和我的专业结合起来。

新京报:有一个说法是说,你是在南师大附中传播鲁迅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状况,遭到了困境之后,然后才去的贵州。

钱理群:这个说法太简单化了。当时在南师大附中讲课,王栋生老师认为是非常成功的。那时去听课还得申请、批准,一开始报名的非常多,后来越来越少。一个原因是时间问题,要在下午四点之后,有时候我就要坐在那里等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,后来是一个学生来信,说您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听您的课的,我们非常想听您的课,但我们面临一个难题,就是高考。我们上一堂课还在课堂上,老师说:"你们不高考是不行的。"但是,下一节您的课,就是让我们远离高考。我们很喜欢您的课,但我们希望高考之后再来听您的课。

后来,有二三十人坚持下来。其实,我觉得来太多人不正常,二三十个才是正常的。而且,我发现中学生对鲁迅理解的程度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当然,从整体来考虑,中国城市里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,已经进入了一个应试的阶段,到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步。我是不是应该到基层到农村去?但到了农村是我自己讲不了课,只能(给教师们)讲讲我的理念。之后,我把关心的重点转移到农村,我到了贵州,但说实话,也只是关心,没有更好的抵达--好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,我觉得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。后来,我的工作变成了支持第一线的老师,以我自身的教学资源去支持和帮助他们。

新京报:教育改革势必要依靠这些第一线的你所说的"真正的教师",问题是要怎样才能产生这些真正的教师?

钱理群:第一条,是以学生的成长为中心的,以学生成长作为全部教育出发点和核心,也是自己的目标,而且从中得到意义。第二条,是真正爱读书爱思考的。

因为现在,除了教科书,学生都不读书,老师也不爱读书。我们要提倡和推广教师组织的读书会。现在南师大附中就是这么做的。这些读书会起到的作用,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激发一些理念,从而扩散。这些老师也很孤独,他们就自己来做这些。比较可喜的是,还有一些已经毕业的年青人,不满足于现状,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,来局部改变现状,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--年青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成长,我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。

对于"真正的教师",我研究过一些典型,他们是成功的,而且起到了很大的影响。我接触的这些老师,既有大城市的,也有边远地方的,他们各自境遇都不一样,有的人很幸运的成为了名人,大多数仍然默默无闻,还有几位已经退出了,我认为都是正常的,他们都产生了自己的价值。还有一位马小平,他已经去世了,影响力也很大。

新京报:进入中小学教育这么多年,你常用"失败"来定义它,那么有没有一些成功的地方?

钱理群:我用"屡挫屡战",不是"失败";我对我介入中小学教育,我这一生,都用这个词语:屡挫屡战--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,屡挫屡战,初心不变。有挫折才有成长。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事情,有坚定的信念,就能屡挫屡战。

恒心

“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独立的人”

面对教育体制这个大环境,钱理群明白高考不可抗拒的"威力",他提出、倡导"静悄悄的教育变革"理念。因此,他编选人文读本,关注打工子弟教育,倾听师生的声音,和具有行动力和创造力的教育实践者一道,"从上好每堂课开始,从帮助每一个孩子开始",推动教育变革。其核心动力,正是追求教育的独立与自由。

新京报:你一直倡导"静悄悄的教育变革",但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如何面对、处理外部环境,尤其是当它带来冲击、挤压甚至炸裂的时候?

钱理群:现在的教育问题是一个根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,归根结底,是一个利益的问题。这个利益链条包括老师、学生,甚至是家长。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商业利益链条,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服务性质的。根子就是在提出教育产业化之后,这个利益链没有人去打破。我曾经想,真正应该反腐败的是教育界。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,你没有能力和条件来改变。我们又不能消极,那么该怎么办呢?我提出"静悄悄的教育变革"便是基于这个前提。

首先,我们要正视。所以,我们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比较切实。现在不是教育大有可为的年代,这里包括对整个教育形势的估计,我们要看到事情的严峻性。当然,也没有到什么都做不了的地步,我们国家的政策、教育体制都是有很大空间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。

新京报:理想的教育在你心中是什么样子?

钱理群:我觉得理想的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将孩子教育成为独立的人,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人,这是教育最理想的一个状态。

新京报:实现这个理想依靠什么?

钱理群:还是我一直坚持的:教育的独立和自由。

新京报:要"让孩子多玩会儿"。

钱理群: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,保持人性。要对青年的青春期保持一种期待。人内心一直都有对精神的追求,而青春期他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怀疑精神,一种向上的精神。好的教育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要把这种种子给培育出来。教育要靠理想主义者,大家联合起来,这种理想主义加起来是很可观的。像南师大附中王栋生老师就是,他那里有这样一个群体,"静悄悄的教育变革"就体现在这里。

新京报:一个老师自身的价值也体现在这些小的层面。

钱理群:对,不断地获得价值和成就。所以我和王栋生老师都反对"蜡烛说",什么燃烧自己,照亮别人,那多荒唐!对孩子的成长的发现,就是老师存在的意义,自身亦从中获得快乐和价值。

新京报:互相滋养。

钱理群:在教育过程中,自己也获得成长。关键在于,是抑恶扬善还是抑善扬恶。至少在我讲课的那个时候,整个课堂是一个抑恶扬善的空间。这个时候它也是有价值的,是快乐的。老师没有那么惨。

苦心

“要告诉未来的人,还有我们这样独立思想的人在”

1998年北大百年诞辰之时,钱理群批评北大没把校庆"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";2008年,在一次民间聚会上,他慨叹当今的教授要"服从、同意、解释、宣传、做戏";2012年,他指出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正在培养"精致的利己主义者"……即便如此,钱理群仍视北大为精神梦乡,一再叮嘱他在北大教书的学生两句话--"凭兴趣做学问,凭良心教学生"。

即使有时"播下龙种收获跳蚤",即使不断告别,最终"隐"入养老院,即使强调自己已是一个时代的旁观者,钱理群仍然关怀现实,不断书写,面向未来。

新京报:我们再谈回北大。你称北大为自己的精神梦乡,然后一直批判它,你觉得这些年,现实北大和理想北大之间的距离变大了还是缩小了?

钱理群:变大了。

简单来说,就是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主导着北大。我这样说太尖锐了。当然,北大有一个好的传统,有着最好的学生,并不是所有人都是"精致的利己主义者",也有人有自己的承担和努力,只是被边缘化了。我留给我在北大教书的学生两句话,就是"凭兴趣做学问,凭良心教学生",能做到这两点就很好了。

新京报:回过头来看,你怎么评价"播下的是龙种,收获的是跳蚤"这个说法?

钱理群:"播下的是龙种,收获的是跳蚤",这是海涅提出来的。就拿鲁迅来说,他的学生很少有能真正理解他的。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,这里包含着教育的局限。学校的教育永远比不上社会的教育。比如我在这里讲课,你们现在听得津津有味,一会回去,不出两个小时,你们就会有另外的一种逻辑,这怎么办?教育的理想范围是有限的,但只要它传播出来,就自然有它的效用。

新京报:你一开始就有教育上的使命感。现在还有使命感吗?

钱理群:我们这一代人天生地关注政治,关注社会问题,带有现实关怀的。另一方面,我现在写作是为未来写作。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下,不一定会有人关注"为未来写作",就像今天我们不断回忆"五四"时期,那么以后也会有人不断地回忆现在这些,就是要告诉未来的人,还有我们这样独立思想的人在。

我要不停地反思,这也是一种使命感。现在就会有很多人难以理解,觉得你已经功成名就了,你还自作多情,一厢情愿,甚至有可能带给自己危险,干什么呢?但我是快乐的。我做这些是有自己的使命感的,我是愉悦的。别人理解与否不重要。

当然,我自己的局限性在于--也是我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--我是一种个案。感觉很多事情我也是不懂的,就说网络,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,它有自己的一套方式,我不懂。我只能看着,做一个旁观者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局限。我只能说,我这样活着对我是有意义的,但是对你们,对别人,不一定有。所以要看清自己的局限性。要坚守自己也要怀疑自己。

新京报:你说过人生的最后阶段要研究儿童文学?

钱理群:这就是我的浪漫主义。到了老年的时候,想做这些。我跟很多青年都讲,现在的青年时代和我们那时是不一样的,我们那时候是向上的、快乐的。现在很多人的青年时代被剥夺了。

新京报:你对知识分子的晚年有什么想法?

钱理群:不管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,包括小孩,都活得很累。没有目标吗?那就以这个为目标:健康地、快乐地、有意义地活着。健康不完全是医疗能解决的。老年人,健康快乐就可以了。当然对于我们来说,可能涉及到一个"意义"--还得有自己的精神追求。

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编辑 甘浩

主题摄影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

钱理群与新京报12年

钱理群可谓《新京报》(微信公号ID:bjnews_xjb)的“常客”,既为《新京报》撰文,也多次接受记者专访,主题涉及教育、历史和社会事件等诸多方面。

这些年,钱理群和《新京报》的读者畅聊过自己告别学术界的心路历程,也为“燕京学堂”多次发声。他讲鲁迅,话民国,探讨教育,如同为中国社会插入“银针”,每次都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。

《新京报》是钱理群每天必看的报纸之一。他希望这份报纸能一如既往地肩负责任,“不忘初心”。

同题问答

1、

新京报(微信公号ID:bjnews_xjb):你的理想是什么?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?

钱理群:就是要做一个好的教师,好的学者,在我的理解,首先是做一个好的人。在所有别人对我的评价中我最满意的,就是“一个可爱的人”。我甚至希望将来我的墓碑上也刻着这样的话:这是一个可爱的人。能做一个可爱的人,也算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吧。

2、

新京报:你的生命里,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持的?

钱理群:我要坚持的,还是受鲁迅影响,他说过一个真的“知识阶级”有三条标准:1、永远不满足现状。2、永远站在平民的一边。3、永远是边缘的,是寂寞的。这是我始终要坚持的,我也基本上坚持了。

3、

新京报:什么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刻?

钱理群:最艰难时刻……一个是文革时期吧,另外一个是遭到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。

4、

新京报:这样艰难的时刻,让你坚持下来的源动力是什么?

钱理群:在那些关键时刻,我都是和青年一起度过的,是他们支持我,帮我渡过难关。

5、

新京报:使用最多的词语是什么?

钱理群:比较喜欢用的是“怀疑”。

6、

新京报:你的座右铭是什么?

钱理群: 第一句是屈原的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;第二句是鲁迅的“永远进击”;第三句是传说毛泽东的话“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”。这三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动力。

7、

新京报:你觉得事业上,最珍惜的是什么?

钱理群:我最引以为豪的,是我始终跟贵州最边远的地区保持很密切的联系。我曾经说过我有两个精神基地,一个是北京大学,一个是贵州。一直自由游弋在这两个地方——最中心和最边缘,最精英和最草根。

8、

新京报:用一个词来形容目前的心情?

钱理群: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写作状态。我追求的也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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